01

「我们不是蒙古人。」

当一个来自中国内蒙古的游客，满怀“同胞之情”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首都克孜勒举起酒杯时，他对面的图瓦朋友，用一句清晰的俄语或图瓦语，温和而坚定地做出了切割。

空气瞬间凝固。

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一样的（曾）使用蒙古文字，甚至连被世界惊叹的“呼麦”（喉音唱法），也是共同的文化遗产。更不用说，八百年前，他们都曾是成吉思汗“林中百姓”的一部分。

为何血脉与历史如此清晰，图瓦人（以及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却要如此决绝地否认？

很多人将此归结于“忘本”或“被俄国同化”。但这个答案太过简单。

这并非遗忘，而是一场历时三百年的、极其痛苦和清醒的战略选择。这更是一场从沙皇俄国到苏联，针对“蒙古认同”所执行的、一场几近完美的外科手术。

02

公元1207年，斡难河源头。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受父之命，率领右翼军队向北挺进。他的目标，是征服那些生活在西伯利亚南缘密林中的“林中百姓”。

这其中，就包括图瓦人（时称“乌梁海”）和布里亚特人的祖先。

《蒙古秘史》的记载冰冷而残酷：「术赤……不战而降服了林中百姓……」但零星的史料却揭示了“不战而降”背后的真相：这是一场伴随着血腥镇压的征服。反抗的部落被无情击溃，图瓦人的祖先被编入千户，他们的命运，从此与黄金家族的马鞭捆绑在一起。

这是“蒙古世界”带给他们的第一份礼物：被征服者的烙印。

这份记忆，在图瓦和布里亚特的民间叙事中，不是荣耀，而是一段被压迫的开端。用户素材中提到的“蒙古贵族强抢图瓦女子”的民间传说，正是这种集体创伤的延续。

“统一”的荣耀属于征服者，而“林中百姓”的身份，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他者”的种子。

03

如果说13世纪的征服是“原罪”，那么17到19世纪的现实，则是将他们彻底推开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蒙古帝国的光芒褪去，东亚大陆迎来了新的主宰——大清。

图瓦（唐努乌梁海）和布里亚特在名义上被纳入大清或蒙古汗王的治下。但这层“宗主权”带给他们的，不是“同胞”的庇护，而是更残酷的经济盘剥。

他们带着清廷的“龙票”（特许经营权），长驱直入。他们带来的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毁灭性的“高利贷”。史料记载，晋商在当地发放“年利十成”甚至更高的“印票利”，牧民们用牛羊和皮毛抵押，利滚利之下，往往“一羊之皮，数年难偿”。

当一个图瓦牧民因为一袋茶叶的贷款而失去整个牧群时，那个遥远的、名义上的“蒙古同胞”或“大清皇帝”，在哪里？

没有。

“蒙古”这个标签，在此时，非但不是保护伞，反而成了与晋商一同盘剥他们的“帮凶”。苦难，是最好的身份教员。

04

就在图瓦和布里亚特牧民在晋商的“印票利”中挣扎时，一股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力量，正从北方（西伯利亚）寒冷的森林中走来。

——沙皇俄国的哥萨克。

与大清和蒙古王公的“松散”治理不同，沙俄的扩张，是系统性的。

对于正被瓦剌（Oirat）蒙古欺压的布里亚特部落而言，哥萨克的到来，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俄国人要你的毛皮（实物税），但他们也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上升通道”。

布里亚特人开始为沙俄服役。他们被编入“哥萨克军团”，获得了土地、报酬，甚至贵族身份。当1812年拿破仑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在反攻的俄军序列中，就有英勇的布里亚特哥萨克骑兵。

当一个布里亚特人，因为战功，在圣彼得堡获得沙皇嘉奖时，他所获得的荣耀和地位，是那个“旧蒙古世界”永远无法给予他的。

“俄罗斯军人”这个新身份，远比“蒙古牧民”的旧标签，更具吸引力。

05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轰然倒塌。

东亚的权力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外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

图瓦（唐努乌梁海），这块被清朝划归外蒙（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的土地，瞬间陷入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回归“蒙古大家庭”？还是走向“独立”？

图瓦的王公贵族们，做出了倾向“回归”的选择。以活佛顿杜克·库乌拉为首的上层，渴望与外蒙重新统一，并试图将藏传佛教定为“国教”。

历史似乎正朝着“泛蒙古主义”的梦想高歌猛进。如果此时图瓦并入外蒙，那么八百年的历史轮回，将在此刻画上一个句号。

但图瓦的命运，从来不在自己手中。

就在顿杜克活佛向乌兰巴托（时称库伦）派出使者时，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两股更强大的力量，正在他背后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一股，是图瓦内部的亲俄商人，他们早已厌倦了晋商和蒙古王公的剥削。

而另一股，来自莫斯科。那时的苏联，刚刚诞生，虚弱却充满野心。

在克里姆林宫的地图上，图瓦不是“失散的兄弟”，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区”。

一个统一的、亲日的、强大的“泛蒙古国”？这是斯大林绝不能容忍的噩梦。

就在图瓦活佛顿杜克·库乌拉沉浸在与外蒙合并、复兴佛教的梦想中时，他没有注意到，五位年轻的图瓦人，已经带着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指令，从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毕业，悄然返回了图瓦。

他们，是苏联“身份手术”的执行者。

1929年，一场“政变”在苏联的遥控下爆发。顿杜克活佛被逮捕、清洗。次年，1930年，一份看似毫不起眼的文件被送到了图瓦“小呼拉尔”（议会）的案头。

这份文件，不是武器，也不是条约。

它，是一套全新的“图瓦拉丁字母表”。

06

这套字母表，就是苏联的“王牌证据”。

1930年，苏联语言学家（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为图瓦量身定制了这套拉丁字母。它的颁布，只有一个目的：

在文化上，将图瓦与蒙古，彻底切断。

在此之前，图瓦上层使用的，是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这是他们与外蒙、与内蒙、与整个“蒙古世界”保持文化认同的最强韧带。

而现在，这条纽带被“手术刀”精准地切断了。

一个图瓦儿童，从识字的第一天起，他学的不再是蒙古文，而是这套全新的、基于俄语逻辑的字母。

这场“身份手术”是如此的彻底：

文字上： 1930年，废除蒙古文，推行拉丁文。1943年，（为了与苏联“统一”）再次废除拉丁文，推行以俄语为基础的西里尔图瓦文。

政治上： 1921年，图瓦名义上“独立”，成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但外交、军事均被苏联把控。1944年，图瓦“自愿申请”并入苏联。

文化上： 强调图瓦人的“突厥语系”根源（其语言属突厥语族），刻意将其与“蒙古语族”剥离。曾经共享的“呼麦”，被重新包装为“图瓦独有”的国粹。

同样的“手术”，也在布里亚特上演。1958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令，将“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名字，强行改为“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蒙古”**二字，被从法律上彻底抹去。

07

如果说苏联的“手术刀”是外力，那么俄罗斯持续300年提供的“现实利益”，则是强大的内因。

当一个身份被强行剥离时，必须有另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身份来填充。

俄罗斯（沙俄/苏联/联邦）做到了。

对于布里亚特人而言，他们是1812年攻入巴黎的“哥萨克英雄”。这份荣耀，是沙皇给予的，是“俄罗斯帝国军人”的身份带来的。

对于图瓦人而言，答案更加直白。

看看谢尔盖·绍伊古。

这位在俄罗斯政坛屹立三十年不倒的强人，从紧急情况部部长，到国防部长，再到如今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他，就是一个纯正的图瓦人，出生在图瓦的察丹市。

他的父亲，库茹盖特·绍伊古，是图瓦苏维埃的党内高官和报纸编辑。

绍伊古的成功，是“图瓦-俄罗斯”身份认同的最高范本。它向所有图瓦人展示了一个清晰的现实：

在俄罗斯联邦的体系内，一个图瓦人，可以凭借“俄罗斯公民”和“图瓦族”的双重身份，走到权力的巅峰。

而如果他固执地宣称自己是“蒙古人”呢？

在当今的俄罗斯政治语境下，这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会被贴上“泛蒙古主义”的危险标签，被视为“分离主义”的威胁，从而在政治上被彻底边缘化。

“图瓦人”的身份，是荣耀，是现实利益，是通往莫斯科的门票。“蒙古人”的身份，是历史包袱，是政治风险，是封闭的过去时。

08

命运的终局，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最后一次上演。

当“笼子”被打开，波罗的海三国疯狂“逃离”，中亚五国茫然“独立”。

选择，已经做完。

今天，当一个图瓦人自豪地表演“呼麦”时，他认为这是“图瓦民族”的艺术；当一个布里亚特人谈及历史时，他会先谈起“哥萨克军团”的荣耀；当一个卡尔梅克人（欧洲唯一的佛教民族）在伏尔加河畔祈祷时，他早已是“俄罗斯社会”的一员。

他们从“林中百姓”出发，走过了被征服、被盘剥、被“手术”的痛苦历程，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身份——

“我是俄罗斯公民。我是图瓦人（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

09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酒桌。

当中国游客听到那句“我不是蒙古人”时，他所感受到的“背叛”，是基于一种“血浓于水”的浪漫历史观。

而图瓦朋友的那句“拒绝”，则是一种“生存至上”的冷峻政治观。

这不是历史的遗忘，而是历史的“选择”。对图瓦人而言，“蒙古”是他们遥远的、充满了创伤和剥削的“过去”；而“俄罗斯”，是他们获得了荣耀、利益，并已深度融入的“现在”。

在这场跨越八个世纪的身份认同之战中，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尊重他们的选择，理解这种选择背后，那三百年的血与火、光荣与算计，或许，比争论一句“你到底是不是蒙古人”，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俄）巴尔托尔德.《中亚简史》

（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苏）《蒙古秘史》

（中）《清实录·理藩院则例》

（中）张之洞等.《乌里雅苏台晋商“印票”问题研究》

（俄）拉萨金.《布里亚特-蒙古的历史与文化》

维基百科相关词条：《图瓦历史》、《布里亚特人》、《苏联民族政策》

（本文观点基于用户提供的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请读者理性阅读。）

相关搜索

图瓦人历史渊源 图瓦人与蒙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