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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响起了枪声，消息迅速传遍各地。全国有1700多名地方官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是留下还是逃跑，是投降还是抵抗，这个决定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命运。

谁还在这里，谁已经离开了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在河南，95%的知府知县愿意继续留任，而陕西只有6%的官员选择留下，同样是清朝的官员，他们的境遇却相差极大。

湖北安陆的知府桂荫得知消息后，在府衙的后院自尽了。桂荫是旗人，他明白自己已无退路。对于旗籍的知府和知州来说，要么逃跑，要么面对死亡，而汉人的官员则有更多的选择。

数据显示，市级官员的连任率是14%，而在县级官员中，情况有所不同：独立省份的县级官员连任率为35.7%，而非独立省份的这一比例则高达83.5%。

这种差异源于政治思维。

在陕西，革命党人早就做好了准备，起义一发生，各地就同步行动起来。县官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赶走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四川，那里的组织结构非常严密，老官员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在河南，这次起义主要是由一些前官员发起的，他们看重地方管理经验，因此让原来的知县继续留任。湖北的情况也差不多，革命党只是被动地参与，这让旧官员有了调整的时间。

地方的位置也很关键。离北京近的地方，知县们喜欢等着看朝廷怎么说；而那些偏远的地方，官员们更倾向于自行决定。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之间电报来往特别多。知府和知县收到“某省已经独立”的消息后，通常在24小时内就要做决定。那些早知道消息的人，有时间准备，有的人甚至提前逃走了。而那些晚知道消息的人，只能急急忙忙地应对。

变身的政治能手

程德全挺有头脑的。

江苏的最高地方官员程德全得知武昌爆发了起义，马上召集手下开会讨论。有的人主张严厉镇压，有的人主张观望，而程德全决定走另一条路。

他拿了一根竹竿，爬上屋顶，把瓦片挑了起来，然后对身边的助手说：“这些瓦片就像清朝一样，而竹竿就代表着革命。我们要做革命者，不能做那些被压在下面的瓦片。”三天之后，江苏宣布脱离清朝，程德全成了新的领导人。

这样的“政治转变”在民国初年十分普遍。

数据显示，在北洋政府时期，除了司法、教育和内务这三个部门之外，其他部门中原来的老官员留任的比例超过了八成。

徐世昌从军机大臣变成了国务总理，赵尔巽也从东三省总督变成了参政院的参政。他们的官场经验非常丰富，新政府非常看重这些经验，不舍得让他们离开。

徐世昌是一位历史人物。

地方的变化更加灵活多变。

赵毓楠是武昌的知府，在那次起义的时候，革命军把他围住了。赵毓楠没有反抗，而是自愿交出了官印。革命军的领导人问他是否愿意继续担任民政长一职，赵毓楠同意了。他的理由是，他对行政工作很熟悉，可以帮忙维持秩序。

江夏的知县李曾麟做得更聪明，他在起义之前就悄悄和革命党人联络，给他们提供情报帮助。起义成功后，他顺利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只是官职名称从“知县”改成了“县知事”。

沈林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在梧州守卫的广西官员沈林一，在起义军攻打城市时，竟然下令守军放下武器，并亲自走出官府迎接敌人。

进城后的起义军由沈林一负责接待，并举行了独立宣告仪式，新政府也随之成立。沈林一依旧掌控着实权，暗中指挥各项决策。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政治氛围非常敏感，熟悉官场的游戏规则，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要坚持，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退一步。

张镇芳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清朝结束之后，仍然担任河南都督的职务。当民国建立时，他支持袁世凯成为皇帝。袁世凯去世后，他又参与了张勋的复辟行动。每次政治变化，他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少数选择结束生命的人

冯汝骙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冯汝骙是江西的巡抚，当他得知起义的消息后，就把府门关上了，谁都不见。他在书房里写下了遗书，上面写着：“忠臣不会侍奉两个主人。”然后他选择了服毒自杀，这是汉人官员中不多见的忠烈行为。

冯汝骙是历史上的一位人物。

在山西太原，起义军攻入城中，时任山西巡抚的陆钟琦组织守军抵抗。经过三天的激烈巷战，陆钟琦最终被乱枪击中身亡。临终之际，他还高呼“大清万岁”。

满官的情况变得更加危急。

在福州被围困时，闽浙总督松寿坚决不投降。他对手下说：“我是皇上的仆人，只能在这里以死明志。”后来起义军攻入总督府，松寿自杀身亡。

福州的将军朴寿也决定坚守节操，不投降。当起义军要求他交出兵权时，他回应说：“这兵权是皇上给的，只能还给皇上。”第二天，朴寿在自家后院自尽了。

长寿安康

端方的死引起了很多争议。

在一次革命军的围攻中，四川总督端方曾跪地求饶。有人亲眼见到，端方哭着说：“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求你们放过我一条命。”然而，革命军最终还是处决了他。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清朝政府追封端方为“忠悫”。

这种追授的称号明显带有政治作秀的成分。清朝政府需要树立忠诚的大臣作为榜样，端方的去世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实际上，端方在生前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十分复杂，既有打压也有妥协。

平稳

关于王国维的自杀，也有很多争议。

1927年，王国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自杀了。他在遗书里写：“经历了这些变故，我不能再忍受侮辱。”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为清朝殉节。

王国维的死因其实很复杂，涉及到个人情感和学术理念。溥仪后来给他追加了\"忠悫\"的称号，这进一步加强了政治解读。

王静安先生

殉节的官员通常有一些共同点：年纪比较大，在清朝工作的时间很长，他们的想法已经固定下来，很难跟上政治上的变化。

相比起来，年轻官员更容易适应新环境，转变也更快。

边缘人群在寻找新的出路

赖汝楫失踪了一个月。

大冶知县赖汝楫在起义当天卷走了县库的银两，然后连夜逃跑。一个月后，有人在汉口租界发现了他。

原来他一直藏在那里，密切关注政治变化。民国政府稳定后，赖汝骥主动与新政府联系，表示愿意继续工作，最终被任命为远安县的县官。

这种“战略性的后退”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

陕甘总督长庚卸任后，回到老家养老。他把在西北赚的钱全带走了，在家乡买了田地，过上了地主的生活。偶尔有老部下来访，长庚都会热情招待，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庆亲王奕劻的决定很简单。他带着一大笔钱去了天津的外国租界，过起了悠闲的日子，整天打麻将、听戏，不再参与政治事务。

有记者问奕匡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清朝的皇族成员奕劻

知县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数据显示，在民国初年，大多数县知事还是科举出身，占了七成多，而新式学校毕业的人只占不到四分之一，这说明当时的地方管理还是很依赖传统官员。

东阿县的邢之襄是个例外。

他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擅长法律和行政管理。民国成立后，邢之襄被任命为东阿县的县长，实施了许多改革措施。然而，当他离职后，接替他的人是一位传统的文人出身的秀才，这些改革随即停止了。

各地都能看到新旧交替的不断变化。

新型教育培养的官员不多，传统的科举出身的官员依然是行政的骨干力量。虽然政治制度可以迅速调整，但人员结构的转变则需要更多时间。

一些知县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从前，湖南一个县的知县退休后转行做生意，主要卖茶叶。他利用当官时结识的朋友，生意越做越大，几年后成了当地最有钱的人。他常说：“当官压力大，做生意更自在。”

河北的一位前知县离职后，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旨在培养新型人才。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基础，比当官更有价值。

这些边缘群体的决定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在政治波动的时候，个人的命运变得很不确定。有人选择坚持下去，有人选择逃避，还有人选择转型。每种选择都有其道理。

清朝结束时，大约一千七百多名地方官员，后来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们的决定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参考。

这个例子表明，在制度变化的过程中，个人的政治聪明才智、道德坚守和实际情况的考虑常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