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以前对蒋介石的传闻虽然很坏，但不能十分肯定；这次来华亲历后，乃知所见比所闻更坏。

亨利·华莱士在1944年访华后，对蒋介石的评价确实比传闻更为负面。他在与蒋介石的五次会谈中，对蒋的治理能力和政治立场感到失望，并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罗斯福总统 。

华莱士认为蒋介石不具备管理战后中国的能力，并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表达了这种怀疑 。

此前的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联合国日”，到1944年6月14日是第三个联合国日。这天延安召开了庆祝大会，毛泽东为《解放时报》写了《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的社论。

在文章中，毛泽东赞扬了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的纪念日，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在谈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时，说中国存在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

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谢伟思，被派到西北甘肃省的兰州，后来又东行到河南考察中国情况，回来后在重庆被指定“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人”。同年11月，谢伟思跟周恩来、林彪等人进行了直接交谈。不久，谢伟思被召回美国，代表驻华使馆向国务院汇报中国情况。这个年轻的驻华使馆三等秘书作了详细的汇报，认为应该派观察员到中国的延安去。

谢伟思等人的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因为从美国的立场考虑，美国不仅要拉住蒋介石，还要防止中共倒向苏联一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共产党的实力和政治动机就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另外，罗斯福还有自己的考虑，他并不为美国当前应该一定全力支持共产党人，但是确实是需要了解共产党，即使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无所作为，这一行动本鸟也会给蒋介石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他坚定抗日的立场，和美国合作。

1944年1月，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戴维斯提出“应当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的报告，并于次月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了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请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山姆大叔和共产党改善关系，所以他一方面对罗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想一直拖延下去；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在美国的关系打探美国政府作出这一决定的来龙去脉。当他得知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首的几个年轻外交官是这件事的积极推动者之后，非常恼火，以至于后来当袒护这几个年轻人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奉召回国，与国民党沆瀣一气的赫尔利和魏德迈走马上任后，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戴维斯、谢伟思连同后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包瑞德都被召回国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看到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到了1944年6月，罗斯福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再度提出了这一要求。华莱士还积极主张国共加强合作。他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应该让

北方的力量（指中共）充分发挥用途”。

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他告诉副总统，他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他说：“请不要施加压力，要知道共产党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那天晚上约翰·文森特给副总统出了个主意，让他对蒋说，美国不是对共产党感兴趣，而是关心对日战争。美国只是为了对日作战的目的才跟共产党去打交道。

第二天，华莱士用这种方式跟蒋谈，蒋介石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

上午会谈以后，华莱士又接到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再次强调派出美军观察团去延安的必要性。在下午的会谈中，华莱士就又一次要蒋作出保证，同意让观察团去延安。按照他们的想法，要是连续说两次，蒋就不好反悔了。不然等华莱士一走，蒋介石很可能会反悔的。

几天后，华莱士给罗斯福发去了一份电报，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他认为：“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

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后被迫同意了美国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于是，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接到命令，带领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从重庆乘机飞往延安。这个小组不是由驻华使馆领导，而是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它的首批成员有七名美国军官和一名士兵，再加上谢伟思。

“迪克西”，英文是Dixie,原意是指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诸州的统称,当时是指南方叛军的，有叛逆者的意思。美国人喜欢给他们的行动计划取代号。在他们看来，中共是蒋介石的叛逆者，而且美国的这次行动意图对蒋的支持也稍有那么点叛逆意味，

所以就有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成“迪克西”。

但是被视为“叛逆者”的中共却对美国人的到来表现出很热情。然而，第一批“迪克西”成员坐的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却现了波折。

包瑞德上校回忆说：我们都松开了座位上的腰带。我们感到机轮着地了，然后开始在平整的地面上滑动。突然,飞机歪向左边，好像突然有人用木槌狠敲了驾驶舱左边一样，我们猛然地停了下来。

一解开腰带，几个靠门最近的人就下了飞机，我们立刻就看清了所发生的事情：飞机缓缓滑行时，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之中，地上看不见它的任何标志，这就引起了飞机的晃动和左倾，导致了转动着的左螺旋桨与地面相撞。螺旋桨折断了，像一个轮子一样猛转着插进了驾驶舱，在铝壳上钻了一个大洞。我们陷进那个旧坟墓之后出现的大槌敲打似的声音，正是螺旋桨击中飞机左舷的声音。

我跑到飞机前面，发现卡姆皮恩上尉站在破洞旁边，似乎在轻轻发抖，不过他并没有受伤，幸运得很，螺旋桨插入飞机时，他正俯身向前关闭发动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被碎片打死了。实际上，他只是左手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我们刚刚相当危险地着陆，机场上便出现了一阵混乱，然而很快就平静了。

周恩来连忙赶来欢迎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来到现场的另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然后我们被请上了一辆卡车，我相信这东西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机动运输工具。我们坐车过了河，向我们的住所——著名的延安窑洞驶去。

迪克西使团到了，很幸运，所有的人都活着且没有受伤。

周恩来副主席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与从飞机座舱里走出来的大难不死的美国人紧紧握手。美军观察组的正式成员包括组长戴维·D·包瑞德上校、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兼战时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等九人。两周后，观察组的第二批成员共九人也乘飞机来到延安，他们由各兵种军事情报官和政治顾问两部分人组成。按照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指示，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有四项：监测整个华北地区气象变化；与中共军队总部取得联系；获得前方作战的情报；为美国空军对日军后方进行轰炸提供帮助。

这些美国客人被安排在延安的窑洞里，地板用灰砖铺成，室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搪瓷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每人一张木床，窗户上贴着白纸。虽然设施非常简陋，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欢迎这些美国客人的宴会上，朱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副主席也向客人们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他还向客人们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装。这些美国人就兴致勃勃地穿着这身装束去拍了一张照片。

谢伟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看到了他的一些四川老熟人，其中就有他父亲的学生陈毅。陈毅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教他的正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称谢伟思是“我老师的儿子”，两人高高兴兴地合了影。

在延安,这些美国客人过得很自由自在，他们可以在休息时穿着本地人服装，挎着卡宾枪去山地里捕获飞禽。星期六晚上，他们还可以欣赏那些共产党人在空地里开舞会的热闹场景。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在舞场上各具特色的舞姿。

他们还在延安见着了那个著名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是最早和斯诺一起到红军苏区的，以后就留在那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国际战士。在那些美国人玩他们喜欢玩的争球时，马海德偶尔也会投入到那种美国方式的体育活动中去。

迪克西使团到延安后不久，1944年6月20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抵达重庆，进行调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活动，毛泽东根据这一情况，在1944年7月15日发出了《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其中第三、四两条就写了这个问题：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关于这一段历史，胡乔木回忆说：

毛主席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使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表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的以及各种标记。他对宣传工作也抓得很紧。观察组来延前夕，适逢美国建国一百六十八周年。7月4日，延安举行很热烈的庆祝会。我党主要领导同志和在延安的外国人以及中外记者团的记者们都参加了。为了这一天，毛主席精地指定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提出修改意见。

这篇社论对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也很赞许。社论中还有一段话，表达了我们对美国外交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后，为表示郑重欢迎，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这篇社论的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主席修改时所加。

在社论中，毛主席醒目地提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因为经过七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区军民的力量终于逐渐被同盟国所认识，“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毛主席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加快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进程。

为了使美军观察组尽快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组织安排我军的高级将领向他们做了有关敌后战场的全面介绍。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都参加了。这些介绍是非常细致的，例如彭总的报告就讲了三天。

此外，还召开了一些专门问题的座谈会，组织了各种参观活动。美军观察组也向我方提交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情报的清单。负责接待工作的剑英同志根据他们的要求，很快向各军区下达了详细指示。中央军委还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司令部增设联络处，专门担负向盟军提供战时支持。

在令人鼓舞的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以极其冷静的态略情报的工作。度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当时看来，美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急于与我党建立联系有三个原因：

第一，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抗战不力且要价越来越高甚为不满，美蒋之间的矛盾有所增长。南方局从一些中外友人那里了解到，华莱士访华期间曾说，美国尽力武装蒋介石的军队，但他的军队一战即溃；而华北及华中等地的抗日军队又被封锁，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华莱士还说，以前对蒋介石的传闻虽然很坏，但不能十分肯定；这次来华亲历后，乃知所见比所闻更坏。

第二，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已不容忽视。当时，美军为轰炸敌后日军迫切需要我军提供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为最后击败日本，美军正考虑在华北、华中沿海大规模登陆作战，此举需要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这些军事上的需要从美军观察组向我方提出的要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三，美国政府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意图是，全面了解我党情况，以便为制订战后对华政策作准备。林老和董老在6月28日致毛主席的电报中明确指出：“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是为了今天轰炸日本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这就是“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讲到统一战线时，毛泽东说：对于外国人，像华莱士之类的，我们还是需要的...华莱士主张反对战争、联合苏联，同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联系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依靠工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

1948年1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的通知，通知共有五条，其中第五条的内容就是：对华莱士及其一派应采联合态度。

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推出了一份《中美关系白皮书》，内容长达数十万字，核心意思就一句：国民党的败亡，全在他们自己腐败无能，与我们美国无关，我们也算尽了努力。

美国为什么会让蒋介石被打败？不是他们不想帮忙，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根本就不给力，实在是左右不了局势。

【华莱士小传】

美国农学家，曾任副总统。全名

华莱士（1888~1965），美国农学家，时任副总统

享利·艾加德·华莱士。生于阿衣华州阿德尔县。1910年，毕业

于州立衣阿华学院。1924年起，任《华莱士农民》杂志主编。

1929年，任《华莱士农民与衣阿华自耕农场》杂志主编。其间，根据降雨量和温度记录，设计了一套预测谷物总产量的方法，并培植优良品种。创办先锋纯种玉米公司，自任董事长和总经理。1933年，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为农业部长。

1940年至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曾代表罗斯福总统出使拉丁美洲、中国、苏联和印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兼任国防经济局局长、优先分配和供应委员会主席等。1945年至1946年，任商业部长。1946年回到新闻界，任《新共和》周刊主编。1948年，曾作为新组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未获成功。1950年，因政见分歧，与进步党决裂，退出政界。1965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