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宣称“改朝换代”

1967年1月，张春桥便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必须夺取一切权力。”

自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屡次高声宣扬：“文化大革命，实则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

197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第一号文件，正式任命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次年，即1976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一号文件，宣布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2月3日，张春桥在日记中对这两份中央文件作出评论：“这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也曾发布过一份‘一号文件’。看来，得志之后愈发嚣张。来势迅猛，势头凶猛，但亦如流星般迅速陨落。”

在这篇日记中，张春桥援引了宋代名臣王安石的著名古诗：“爆竹声中一岁尽，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以此抒发他对于“改朝换代”的深切期望。

1980年11月27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正式开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了审理。

法官王战平向张春桥提问：“您在1967年9月、1968年3月以及1975年11月期间，分别于上海和北京场合多次声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行为，这是否属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了证词。

徐景贤，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1980年7月11日所提供的证词中陈述——

1967年9月，张春桥于上海康平路的小礼堂会见了“工总司”的全体委员，他言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变革。”张春桥进一步指出：“今日之情形，除了徐景贤之外，昔日市委的成员已悉数不在，这才真正彰显了‘改朝换代’的景象。”

马天水，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在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中提及——

在与张春桥的交谈中，他对我指出，某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竟一无所知”。

法庭传唤了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要求其出庭提供证词。

黄涛作证说——

1975年11月，张春桥于北京钓鱼台邀我进行了一场私密交谈，他曾言：“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变革。”

（2）指使打倒刘、邓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 1966年 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

审判员向张春桥发问，然而他始终缄默不语。法庭随即宣读了蒯大富于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事件期间所撰写的交代提纲内容，其中记载道：“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的一间小屋内被召见，并受到指示，要求对刘少奇发起反对。紧接着，于12月25日，发动了旨在推翻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法庭对蒯大富于1971年1月15日致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件进行了宣读，并同步播放了相关内容。信中提到：“春桥同志号召我们与刘少奇同志斗争到底。”

法庭随后宣读了投影于屏幕上的内容，该内容摘自1967年1月1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第五版，题为《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的篇章。紧接着，法庭传唤蒯大富上台作证。

蒯大富步入法庭，瞥了张春桥一眼。张春桥偏头侧目，仿佛对蒯大富的存在毫无察觉。

蒯大富作证称——

1966年，恰在12月的某个周末，我接到了一通电话。随后，我前往中南海西门，告知警卫是我主动前来拜访张春桥，请他允许我进入。在西门内的传达室，张春桥引领我穿过南门，拐入一个位于右侧的套间。在那里，我们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交谈。整个对话期间，除了张春桥与我之外，室内并未有其他任何人。

张春桥强调，那些在中央内部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即便已经进行过自我批评，却仍旧态度顽固，拒不屈服。他们检查的姿态虽显，内心却未见真诚。他呼吁革命小将们团结一心，彰显彻底的革命斗志，对那些落难的敌人予以严厉打击，将他们的丑恶面目揭露无遗。切勿因一时挫折而半途放弃。

我一听就明白了,张春桥就是要我们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刘邓搞臭。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又是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发动了清华大学群众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进行游行示威,中心口号就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所谓的“一二·二五”大行动，实则首次将打倒刘少奇同志的运动推向全国，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一过程中，张春桥扮演了幕后操控者的角色。

法官王战平询问：“张春桥被告人，你对于蒯大富的陈述持有不同意见吗？”

张春桥一言不发。

（3）操纵“特务”组织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张春桥对上海的“游雪涛小组”——原名为“扫雷纵队”——施加了操控与影响，该小组利用“特务”手段大肆搜集党政军高层人士的机密信息，从而炮制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于1980年9月12日核实的材料记载——

“游雪涛小组”一手炮制了26起冤假错案，导致众多干部和群众遭受直接迫害。他们中包括被非法绑架、隔离、拘留、逮捕、定罪判刑，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及遭受其他各类惩处者，总计达183人。在这其中，有5人因迫害而丧失了生命。

1980年12月4日，第一审判庭正式开庭，对张春桥进行审理。

审判长王志道对被告人张春桥庄严宣告：“起诉书指出，你曾指挥上海的‘游雪涛小组’，专事搜集情报，进行跟踪监视、绑架、抄家以及秘密审讯等行为，涉嫌从事法西斯式的特务活动，制造冤假错案，诬陷并迫害华东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及广大民众。针对此一指控，本庭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审判官质询张春桥：“您是否领导了上海的‘游雪涛小组’？该小组具体执行了哪些任务？”

张春桥歪头不语。

审判员再问，张春桥未答。

审判员庄严宣告：“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法庭已多次告知您，在庭审过程中，您享有辩护的权利。您可以选择承认罪行，亦或提出无罪的辩解。今日，法庭进行的是调查阶段，关于起诉书中所列指控您的犯罪事实，若您认为确凿无误，请如实供述；若您认为事实有所出入，则可提出相应的辩驳依据。本庭将坚决依照法律行事。”

张春桥保持沉默。

面对当前局势，检察员王芳在获得审判长许可后，发表了意见。王芳表示：“本检察厅的起诉书第三十六条中，对被告张春桥所涉罪行的指控，证据充分且确凿。面对被告的沉默不语，恳请审判长出示相关证据。”

法庭向在场人员展示了游雪涛于1968年11月30日致张春桥的一封信函，以及《一年工作总结》的相关摘录，并对之进行了投影展示与逐段朗读。

在游雪涛呈送至张春桥的一份《年度工作总结》中，提及——

自1967年8月起至1968年9月，我们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浴血奋战，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与敌人展开了一场隐秘的较量。我们为上海的指挥中枢提供了超过百万字的各类情况通报和深入调查的报告……从中央到地方，我们不仅正面交锋，亦巧妙地触及了不少“老虎”的敏感之处。

张春桥当时批道——

阅毕。退游雪涛。谢同志。

法庭高声宣读了游雪涛笔记本的第24页内容。在该页上，游雪涛留下了如下文字——

1967年10月26日，王少庸同志，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传达了春桥同志的指示……他强调，必须保持警惕，行事谨慎，人员不宜过多，但务必确保人员的绝对可靠性。同时，要时刻警惕，因为对方也可能在实施针对我们的特务活动。

随后，法庭逐字宣读了“游雪涛小组”成员庄XX于1980年9月6日所作的证词摘要——

我曾是上海某剧团的演员，1967年8月起，我在游雪涛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在永福路二四四号展开工作。该剧组的运作严格保密，禁止对外透露任何信息。永福路二四四号的住址与电话号码绝不可对外公开。未经游雪涛先生的许可，不得擅自将他人带入该地址。游雪涛先生所运用的一系列手段包括“打入内部、拉拢外联”，“以毒攻毒”，“美人计”，“非法绑架、拘捕”，以及“利用群众组织收集情报”等。游雪涛曾言：“像庄XX这般的外貌，与男性同志交流，获取情报自然更为便捷……”此外，他还筹备了众多辅助他特务活动的工具。

审判长询问：“张春桥被告人，你是否已充分听取并理解了之前的证词？”

张春桥一言不发。

法官询问：“张春桥被告，您对刚才所提供的证词有何补充或辩解？”

张春桥低头不语。

（4）沉默对抗法庭

法庭审理持续进行。审判长向张春桥提问：“除了在上海进行活动外，你是否还指示‘游雪涛小组’在江苏及其他地区展开行动？”

张春桥不作回答。

随后，审判员对张春桥发起了一系列询问。

法官：“你了解‘老人串联会’的情况吗？‘游雪涛小组’是否曾向你提交过所谓的《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你是否曾销毁过游雪涛所提供的文件和信函？”

面对审判员的每一项提问，张春桥均保持沉默，未作任何回应。

在经过张春桥多次询问而未获回应的情况下，法庭随即通过投影设备展示并宣读了以下证据：

一、关于游雪涛1968年3月14日的笔记整理及张春桥同志对游雪涛的个别谈话记录（部分摘录）——

1968年3月14日下午2时

兴国路办公室。

汇报江苏情况。

张春桥表示关注：“那些参与‘老人串联会’的人是否已被逮捕？‘老人串联会’背后是否有特定人物，你们是否有所掌握？关于‘血印’，我有所耳闻，似乎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能否调查一下，他们是如何入住那些高级酒店的？是通过何种途径？江苏省委书记处并未出现分裂，他们是在协同作战。”

二、1968年3月28日，游雪涛向张春桥提交了苏字号《动态》的节选内容，以及所谓的《反革命地下武装关系图》和《江苏“血印”组织分布、活动地图》。

我们派遣人员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昆山、江阴、太仓等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初步验证了我们的初步判断：在整个长江以南地区，隐藏着一支以不同名称存在的反革命地下武装势力。同时，根据线索，幕后操控者可能是陈丕显，且有迹象显示，这股势力的根源深植于陶铸、谭震林等人（详情请参阅附件《反革命地下武装关系图》）。

这支反革命势力，散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尤其是在京沪沿线的一些关键省份（详情可参考附件《江苏省“血印”组织分布、活动地图》）。该地下武装一经现世，便将斗争的焦点直指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猛烈的抨击，力图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平反昭雪……

我们拟遵循春桥同志“以上海为战略核心”、“聚焦当前工作任务”的指导方针，集结精锐力量，力求在尽可能短暂的时间内，全面梳理这支反革命地下势力在上海的纵横交错关系，深入掌握其行动轨迹。

三、游雪涛，于1968年2月22日，向张春桥提交了《关于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在运动初期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展开特务活动的若干线索》的文件摘录。

本月初，浙江省前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管XX、张XX曾向相关人员透露，江华与魏文伯、陈丕显等人共谋对伟大领袖采取专政措施，以及江华密谋兵变的关键细节。

四、关于原张春桥秘书何秀文于1980年10月18日提供的证词——

游雪涛曾向张春桥提供了大量反革命情报，张春桥心怀鬼胎，于1970年10月前后，他命令我将这些情报予以销毁。

张春桥面对证据、证言沉默。

随后，法庭进一步展出了证据，以证实张春桥曾指使“游雪涛小组”实施的其他违法行径。这些证据包括游雪涛于1968年3月16日致张春桥的一封信件，以及《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

这些证据充分表明，张春桥领导该特务机构，对曾在华东地区任职的97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诬陷，将其定性为“黑线”人物，其中不乏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中央领导成员。

在证据经过法庭的展示、投射以及逐一宣读完毕之后，审判员再度发问：

“张春桥，有何陈述？”

张春桥沉默不语。

审判长询诸公诉人，询问是否尚有其他陈述。公诉代表人、检察员王芳随即开口发言——

“游雪涛小组”，亦称“扫雷纵队”，因其向张春桥密报上海警备区的内部动态以及针对张春桥的攻击情报而赢得了张春桥的青睐。1967年4月，张春桥便任命游雪涛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众运动小组的副组长，此举使得游雪涛的行动得以合法化。借助这种合法性，他得以隐蔽地进行特务活动，并设立了特务据点。为此，他还获得了专项的特务活动经费，配备了包括专用汽车、摩托车、手枪、手榴弹以及微型录音机在内的特务活动所需的各类武器和工具。

张春桥所操控的特务机构，炮制了针对华东局97位领导干部的诬陷材料，其矛头直指中央的领导同志。即便在“九大”召开之后，张春桥依旧指派游雪涛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上海的动向进行秘密侦查。

该特务机构在活动期间，共制造了26起冤假错案，对183名干部和群众进行诬陷与迫害，其中5人不幸丧生。上述事实均有确凿证据予以佐证。

当法庭请被告人张春桥进行最后的陈述之际，他却依旧缄默不语。

在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出判决，对张春桥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终身剥夺其政治权利。到了1983年1月，根据法律规定，其刑期被调整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处罚维持原判。进一步至1997年12月，刑期再次被缩短至有期徒刑十八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调整为十年。

1998年1月，张春桥获得保外就医的许可。不幸的是，他在2005年4月离世，享年88载。